如何建立一个有序、公平、和谐的社区？在社会治理中有哪些创新的方法？公益机构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是政府、学界和公益人士共同关注并努力求索的问题。

　　在第四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期间，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于10月31日上午举办了以“构建公益生态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的论坛，就公益需求、公益资源、公益服务和公益支持进行深度互动“论谈”，并由各界专家组成的观察员对“论谈”进行点评。该论坛旨在促进社区、社会、政府、企业间建立跨部门公益合作机制，打造上海公益生态链，促进上海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的核心和基础

　　在当天的论坛上，上海市政协常委、映绿名誉董事长马伊里“论谈”了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生态。在她看来，从管理结构走向治理结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进步。对于社会治理的理解，有几点要素需要在基层形成基本共识，让群众理解什么是社会治理，其核心又是什么。

　　首先，社会治理以建立和维持基层基础秩序为核心。“现在所说的社会难管，关键就是秩序乱了”，因此，社会治理需要在价值观的导向中建立某种秩序。

　　第二，社会治理以激活社会自身代谢活力为目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主体和被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激活社会本身解决问题的一种动力和活力。“作为社会组织要以去激活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为目标，这才是我们的着力点。”马伊里表示，治理需要把关注点转到各个主体本身的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一切使这种活力失灵的做法都不是我们应该去选择的，这种让活力失灵的做法会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社会治理建立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即扁平结构中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目前多数的协调都是纵向结构，用一个更高的权威来让大家服从，从而达到协调。但真正的协商和协同应该是在一个扁平的结构中，经过互动、妥协、讨论，然后形成共识。“大众习惯的是纵向结构，难有一种扁平的概念，但是现在的趋势已经明了，将来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结构下行事。”

　　反思以前走过的路，马伊里认为，有两点需要调整：“一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多去关注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长过程，对整体的社会组织的行业成长以及整体发展关注还不够；第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多讨论的是社会组织怎样和政府互动，而较少讨论社会组织行业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如果用初创、成长、成熟这三个阶段作为衡量单个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指标的话，她认为，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发育的情况就是评估一个地区社会组织总体水平的重要指标。

　　在过去，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业界都在呼吁要让社会组织发育壮大，呼吁政府要培育组织，但在马伊里看来，“政府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它可能更多的是姓‘政’，很难姓‘社’，而社会组织最本质的，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姓‘社’，如果把这个基点丢了，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了。因此，政府培育社会组织不一定是我们唯一的路。”而从支持一个或一批社会组织到爱护、支持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课题。

　　社会组织的功能正在显现

　　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正在上海的几个先进街道做社区治理的实验基地，发现街道居委会在做社会动员方面还不如社会组织。在上述论坛中，他说，社区组织服务中心跟居民区的活动仍然有较大的脱节，但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正在显现出新的力量。

　　以前社会组织无法获得资源，相对被动。但现在，社会组织正逐渐在社区里落地生根。

　　“从服务到治理，一开始是做服务，到一定程度你要参与治理，因为动员组织的基础有了，也就有了参与街道层面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权力。”徐中振认为，社区已经不再是行政性的领域，而是一个公共性的领域，这意味着各个地方都能来参加。另外，社会化的机制允许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解决问题，参与自治和共治。

　　信任度是社会治理的关键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上海公共事务行业研究总监黄勇在论坛中表示，在社会治理的创新中，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根据他的观察，上海对于社会组织的需求很大，但是能力建设却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另外，从政策角度来看，各级政府很重视，但是信任度不够，导致一些具体的实际政策或操作出现较多障碍。

　　从政策方面看，首先需要长期的相关配套政策来吸引人才或资金进入公益行业。其次，免税资格的申请仍然存在透明度不够高等问题，“一些有政府背景或是有较强政府资源的社会组织更加容易拿到免税资格，而一些草根组织的优势则会少很多”。第三，跨省执行也是问题之一。

　　“现在国内有很多大型的社会组织会涉及到跨省跨区域的服务，同时像网络支付也会让社会捐赠的渠道变得更加广泛，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是不足。”黄勇说，审批流程也较长，导致实际的落实以及效率大打折扣，而政府在监管方面亦存在步调不一致的问题。

　　从社会组织的建设来看，志愿者的环境是公益文化的问题之一。黄勇举例称，上海世博会不缺志愿者，原因是它有政府在发动，但真正的公益文化并未得到良好的建立，包括志愿者的资源尚未系统整合。试想，如果一个纯社会组织来发动资源的话，是否会有那么强的力量吸引那么多志愿者？与此同时，志愿者的沟通和培训也不足，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薪酬问题仍然是公益发展人才的限制，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限制。就内因而言，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也存在财务不独立、执行力不够强等问题。

　　黄勇认为，总体而言，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都有待提升，而社会组织自身的自信度也需要加强，加强信任度需要社会组织通过实在地完成每一件事来建立。

　　公益支持机构是重要一环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始人兼董事长庄爱玲在论坛中提出，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光靠一个人或一类组织都不可能，需要各类组织同心协力。随着公益发展的不断推进，公益生态逐渐形成，公益组织也已有了很大的分化。

　　如同上战场打仗那样，一线冲锋，二线输送粮草，庄爱玲认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已经开始有了分工，即使是后方来提供支援的队伍里，公益支持机构同样也有很多的分工。其中，一线公益组织的后援团之一即公益支持机构，后者本身拥有机构资源，还有社会资源以及行业资源，可以为前线的公益组织输送技术、志愿者、政策支持等多种资源，同时还要与企业、媒体、学界保持交流与合作。

　　简单而言，公益支持机构是二线为一线提供服务资源、为目标群提供支持、用创新改良手段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庄爱玲表示，公益支持机构的出现是因为公益行业产生了这样的需求，一方面公益的环境在不断改善，大量公益组织迅速出现，但另一方面资源的增加却相对滞后，很多资源还未能放开。

　　庄爱玲总结道，十多年来，我国公益组织的数量呈现出几百倍的增长，提供的支持也趋向多元。如今从事公益行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资源与合作也愈加广泛。(米可 俞圣彤)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